彭德怀晚年跟人说起遵义会议之后的毛泽东，用了一个很朴素的观察： “压了脾气，底下将领不怕他，是打心底服。” “不怕”和“服”，本来是两件很难同时发生在一个军事统帅身上的事。不怕，意味着这个统帅身上没有了让人战战兢兢的威压； 服，又意味着所有人心里都清楚，跟着他走是对的。遵义会议给了毛泽东指挥权，但没有自动给他这两样东西。这两样东西，是他自己一笔一笔挣回来的。 遵义会议开完不到一个月，毛泽东指挥的第一仗——土城战斗，就碰了钉子。情报说对面是四个团，打起来才发现是六个团，后面还有增援，原定的伏击战打成了硬碰硬的消耗战。队伍里的议论立刻冒了出来：“换了人指挥，头一仗也没有打好嘛。” 博古甚至说了一句风凉话，大意是经验主义指挥也不怎么样。这时候毛泽东手里已经有了指挥权，完全可以拿职务去压那些说闲话的人。 但他没有。他自己把土城这一仗拆开来算：敌情没摸准，对川军战斗力估计不足，兵力还分散了，几条加在一起，把伏击打成了遭遇。 底下的人看见的是一个打了败仗之后坐下来把败仗拆开来看的人，不是一个打了败仗还要端着架子的人。 服气不是从胜利开始的，是从一个人肯认账开始的。 将领们真切摸透“压脾气”三字分量的契机，是苟坝停留的那一夜。二渡赤水过后，红军在娄山关、遵义接连打了大胜仗，整支队伍求战的劲头涨得很高。 林彪提议奔袭打鼓新场，那地方仅有黔军一个旅驻守，看着是张口就能啃下的好差事。开会商讨的时候，二十多个人里唯独毛泽东一个人持反对意见。 他的理由很扎实：跑远路去攻打早有防备的敌人，要是短时间攻不下来，周边的敌军围拢过来，红军就要陷入反包围的险境。大家举手表决，他的意见没通过，会议还顺带把他刚上任没多久的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给表决免除了。 按通常的规矩，一个意见被否决、职务被撤掉的人，这件事走完全部程序后已经和他没什么关联了。可毛泽东回到住处躺得不安稳。 大半夜他拎着一盏马灯，走了好几里的夜路，摸到周恩来的住处，把不能打的缘由一条一条梳理清楚讲出来。 周恩来是党内委托对军事事宜下最终决断的人，听完之后答应先把作战命令压下来，等第二天早上再商议。天还没亮的时候，前方的情报传了过来：四个旅的敌军正往打鼓新场赶。要是头天晚上那道命令发了出去，红军扑上去的时候，面对的就是已经布好包围圈的对手。 彭德怀后来提到的“压了脾气”，就包含这一层意思：明明自己判断是对的，表决输了，职务也丢了，他没有摔桌子发火，也没有撂挑子不干，拎着一盏马灯走了几里夜路，把道理讲给能拍板的人听。这一夜过后，苟坝会议采纳了他的建议，成立了周恩来、毛泽东、王稼祥三人军事指挥小组，全权负责军事指挥。 但“信服”不是单靠一件事就能做到的。四渡赤水的那几个月，部队在贵州、云南、四川交界的山里来回穿插，有时候一天换一个行进方向，走了很多路，却没打上几场像样的胜仗。底下的指战员开始发牢骚：“光走路不打仗，部队没被打垮，反倒要被拖垮了。” 林彪的反应最直接，他给三人小组写了信，说红军净走“弓背路”，要求走“弓弦路”，信里还多提了一条：让彭德怀来当前敌总指挥。这封信拿到会理会议上讨论的时候，毛泽东发了火，批评了彭德怀。 彭德怀后来在自己的记录里提到这件事，没有回避挨批评的那段经历。他说得很明白：林彪写信的事他没有参与，但部队里有不满情绪，他把这些情绪带到了会上，这是事实。 会理会议最后统一了所有人的思想。而四渡赤水那段的得失，当时在会上争得脸都红了的人并没有立刻算清楚，是后来到了陕北、站稳脚跟之后，大家回过头重新梳理，才算得明明白白：那几个月在山里绕来绕去，把几十万追兵甩在了后面，红军从包围圈的缝隙里钻了出去。 毛泽东在会上发的那次火，并没有折损他在将领心中的分量，因为所有人都看得清楚：他的火气发在明面上，发完之后该解释的解释，该认错的认错，没有记私仇，也没有把谁排斥在决策圈外。 队伍抵达吴起镇，毛泽东提笔给彭德怀写了首六言诗，收尾那句是“惟我彭大将军”。彭德怀接到诗以后，把收尾那句改成了“惟我英勇红军”，顺手把原稿退了回去。 这个举动不起眼，可放到当时的背景里细想，彭德怀改动的不是半句诗，是他和毛泽东相处时拿捏得极准的分寸：战事是派他指挥的，该他担的功劳他接了，可最后这么高的赞誉他没法一个人全接住。 彭德怀后来还拿这首诗当佐证，说两人之间“不仅没有半点隔阂，还能看出彼此完全信赖”。这份信赖不是遵义会议刚结束就凭空冒出来的，是在土城的失利、苟坝的夜行、会理的争执、吴起镇的枪炮声里，一点一点攒出来的。 彭德怀自己把这件事剖得很明白。他跟毛泽东说：“早先我是不服气，面上跟着应付。现在是当面敢跟你争，争完回去慢慢琢磨，琢磨透了觉得还是你想得周全。”毛泽东接的那句话更实在：“现在这支部队，不是靠拍桌子就能带得动的。 得让大家伙儿心里真服。心里不服，你喊破喉咙也没人往前冲。”遵义会议之后真正的转折，不在那间屋里